《静依流年，烟尘恍梦》中写“此生生死都付江南，是命数。致死不渝”，我相信，并据引为“傲”，且不止一次的妄想，“但凡世上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江南的，便皆成为好”。这是我的狂执。而当孤注一掷的从武汉只身前往浙江，还愿江南，照进现实后，我却是在奔波生活，平庸忙碌。“十八岁或者更早即开始苍老”，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人年轻的时候，纵使知道结果如何，也总是要去亲自历经一遭，不然心有不甘。这点上，我承认，还是年少无知，如同贾平凹先生的《浮躁》——城市浮躁，社会浮躁，人心浮躁；处在青年，理所当然总是想着别处，却不落入捷克人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的哲学思考，仅仅是遵从自己内心的决定，一种最原始最明澈的信仰求索，不参杂任何杂质。这种冥冥之中的指向引导，处处流透着六祖惠能从广东南下抵达蕲州黄梅东山寺弘忍道场，“明心见性”，悟道成佛的痕迹，亦相信是一种不可阻挡的穿越，穿越时间，穿越地域，穿越心肠。法性无边。
早些时候大哥从在北京来电话说，处在物质与精神肆无忌惮的战争中，人可以随大流，同时坚守自己的道德操守，捍卫“理想国”；后来在武汉光谷步行街一家网络公司做文案策划时，公司领导无情地扼杀了我关于“中和”的保守思想，指出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外柔内刚”的中间状态，只有极端。以前我坚信不疑：因为人生苦短，关乎阅历可以在书本、影视等一切可听、可闻的传播途径中得到弥补和修缮；而象弗兰次.卡夫卡、伍尔夫这种足不出户的不世奇才以个人视角和思想驾驭能力突破认知局限直捣社会和人心最核心，只能艳羡的说成是与生俱来。相较而言，阅世的经历还是得依靠自己去磨练。脚踏实地才是最熨帖的方式，是鲁迅先生常说的“中国人的实干精神”。这种确切的实干是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基础是行在言先。
一月十七日夜，我从武昌火车站抵达杭州，它的下一站就是上海；后来周末昼夜之间在上虞和杭州两地往返，所乘火车终点站都是直抵上海。上海也许不是遥远而陌生的城市，但往往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却在咫尺在望。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上海离杭州屈指可算，也可说是半个“家门口”，我一再过门不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上海以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经历战乱的特殊经历催生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政治中心所决定的国际化大都市的荣耀地位，承载着太多的物质生活。对于生存和精神的双重交锋，完全是一种标准化的现代生存法则，但也是一个必须去的地方；哪怕仅是站在远处静静观望，也都是好的。更何况我一直都在错过，更何况那里有我必须去见的人，更何况年轻的心耐不住“寂寞”。可想而知，因为生活背景和人情性格的天然使成，以及阅世深浅的局限，决定了我的认知天平严重的偏向了被物欲横流颠覆的人文化历史景观，包括物事人非。所以，在上海，我所能看到的，和愿意去可看的，也必定是建立在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产物。很显然，这种态度和采捏方式，是和常规的物质生活严重相背离的生活取向，它烙下浓重的个人印记。
四月清明节，寒食节同住。《民俗考志》中将这两习俗通俗简化并同为一。韩国明目张胆地成功篡夺“端午节”后，不少文化名流、大家向社会强烈呼吁保护民族文化非物质遗产，增加传统节日，抵制外来洋节的“入侵”，经过改革，清明节首次被定为国家传统法定节日。但是对于文化传统中的最真实部分，时下大众还是处在一种麻木无依的混沌状态中。至少在上海这座物质化十足的城市已被诠释得淋漓尽致；传统文化的氛围，在这里几乎是不存在的。上海的繁华是人造出来的，它没有北京、南京、西安、洛阳等历史文化古城经过沧海桑田沉淀下来的沉厚历史和罹难文本，有的只是国际化最流行的时尚前沿和“快餐式”文化潮流的泛滥；标新立异、巧别致的现代建筑风格，复繁诡秘，你甚至找不到重复的模型；高楼大厦耸立云端，仰望去，姿态万千，举手投足，都是大家风范。但是无论你站在哪里，从哪个角度观望，在人工化的钢筋混泥土楼群之间，总感觉有一种无形的气墙压迫着，让你无可适从。
暮春时节，江南烟雨缠绵悱恻。杜牧《清明》诗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里是上海，轻描淡写一句，却浓墨重彩般意境全出。清明告慰先祖圣灵，有上坟扫墓的风俗。从初中开始，每逢清明节，母亲便会让我用毛笔在白纸上写“碑纸袋”，其中包括所有李氏祖宗和亡人以及母亲那一边的列为先祖和故人，然后在自家的祖坟前焚烧膜拜；有时候看到我写，左邻右舍的大叔大婶也会拿纸过来，央我一并给他们写好。当时年少，不懂那些纸张上“故显考……”等字样涵义，全当作是笔墨练习。及至成年，杂乱涉猎，从各地的《民俗通学》中才开始慢慢了然。但凡关于民俗化的物事，它总有引人入盛之处，我一直崇尚的民族传统文化，跟少年懵懂无知时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在中华风俗中，得见于这些已经远离现代生活的淳朴纪念方式，总是让人忍不住感激涕零，一如我在《安静黄泉路》中，始终念念不忘七月十四日的“鬼节”。
站在人行天桥上，抬头看去，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几乎占满所有的空间。阴雨天气，空气能见度低，越到高处，楼宇好像是直插入云峰，藏匿不现。天桥底下是地下人行通道，宽敞亮堂，墙壁上绚烂的巨幅宣传广告，都是时下最流行的风尚。地面洁净。没有看到传闻中的流浪歌手。通道上摆着很多小摊，贩卖各种小饰品或宠物，谋生的手段也比武汉地下广场来得细致而风情，带着地域特色，独属于上海。地下通道的尽头是地铁站。人群聚散，如同流沙，不着痕迹。《全球通史》中记载城市发展规模，地铁成为城市高度发达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象征。而上海地铁在承载市民日常绝大部分交通运输量的基本功能上，成为其他城市不能相比的典范，自然而然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上海对外绽放风采的窗口之一。
虽然同是地铁，但是在上海比在深圳或者北京其他城市搭乘地铁，会有一种异样感觉，说不清，道不明。这种微妙的触觉，我在地铁站安全线外差点被呼啸而过的强劲风速给卷进车轨时才幡然大悟，日本电影里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列车电光火石般飞驰而来，他从人群中纵身一跃，血花飞溅，尸片横飞；或者干脆卧轨，等待列车碾过身躯的快感，当初天才海子也是如此。被生活逼迫压榨得不成人样，所带来的性情扭曲和奔赴极端，断送着人群生的快乐，遑不论还有希望。而每天以这种极端方式结束“生之苦”的人却不知道要有多少。上海地铁繁华极致的随处笃定，和流丽生活“欲仙欲死”的恍惚，是那种异样感觉的起源。
2号地铁线在终点站莘庄停靠，然后转乘963路公交到达上海一行的第一站——七宝古镇。七宝古镇，为上海市区少有的千年古镇之一，远在上海市西南郊外，偏居于边缘角落，北临华漕沪在青平公路，南至莘庄镇顾戴路，东倚梅陇镇、虹桥镇横泾港，西傍九亭镇小涞港，始于北宋，鼎盛时期在明清两朝，自古以来都是商贾贩夫云集之处。坊间一直流传着“飞来佛、氽来钟、金字莲花经、神树、金鸡、玉斧、玉筷”七宝传说。在乡人张泽舍宅拓寺后，宋大中祥符元年真宗皇帝赐额“七宝教寺”，七宝镇名由此而来。史家称之为“镇无旧名，缘寺得名，寺无他重，因镇推重。”
踏入古镇，沿着七宝古街走，正逢周遭拆迁。断壁残垣遍地，尘嚣狂乱，只余下一条狭长逼仄的小巷子蜿蜒逶迤，直通古镇尽头。巷子两边风侵雨蚀过的明清遗代建筑，上海市政府虽然竭力修缮过，但是在重现明清两代的原貌上仍然拂拭不去那一抹属于现代都市所独有的清新明亮的色调。越往里走，入眼皆是林立店铺，商品琳琅满目，不甚昌繁；旌幡招展下，是民国年间的茶肆酒肆，总是恰如其分地出没在转角处，供人休憩。戏曲的闹腾，颇有老舍名戏《茶馆》中的四平光景。时过境迁，只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寻常态，已经从那帮大老爷们不化几个铜子看戏听曲儿的乐子换作现代休闲娱乐的高品位消费，和平民百姓隔绝。回荡在古街深处的插科打诨，自然也只是作为人潮沸腾的陪衬。走在巷子深处，“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买杏花”已成远杳，当年“居民繁庶，商贾骈集，文儒辈出，盖邑之巨镇”之盖盖繁华，早已是往事不可追。
所谓江南古镇，在这里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简陋缩影，除了人山人海的盲从跟风，吃吃喝喝，“小桥流水人家”是被藏弄浓缩在唐诗宋词元曲的诗情画意之中，“只愿长醉不复醒”。因而在游历这些经过人工大肆修葺、扩建，始成今天规模的诸多景点时，多少总带着丝缕的遗憾，不那么畅快。而真正的古镇风貌，也许只能在江南派绍兴古镇、同里、周庄、乌镇，徽派景德镇、婺源、李坑，湘西派芙蓉镇、凤凰等地才能瞥见真颜。
参考《中国古代建筑大全》，上面记着“山水形胜，清远高德，必有普度众生”。这“普度众生”，即说是佛。佛迹繁盛，焉能无寺供奉？从古街入口处看到道观和庙宇样式的庞大建筑群，我更加确信，行不多时必有佛寺相抵。而上海寺庙之盛、数量之多，只教人惊叹，纵观全国，也实属罕见。“南朝四百八十寺”，如果是在上海，它至少占据了“半壁江山”。我一路惦念，终于在七宝古街巷中转角处，发现了一名不见传的小寺庙——七宝寺，藏在古镇里弄的角落里，被人遗忘。寺内供奉着普贤、文殊道场，香火凋零；几个僧侣端坐状，手持木鱼，念念有词，是《法华经》，旁若无人。与寺门外的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绝然反衬。一念清静，一线红尘。这种强烈反差，即便同是空门，也存在两重天地。河南嵩山少林寺，烧一柱高香，六千六百六十六元，方丈释永信亲自超度，如果现金不足，旁边还专设有信用卡消费，提供适时结账；而云遮寺僧众，噬苦徒步修行，穿越大江南北，行善布施，传承佛教本真宗义。佛门世俗，世俗佛门，摁腕疾首。
出入七宝寺，车过静安寺，佛门的庄严盛大就即见分晓。寺门外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从车窗内越过院墙看见寺内的林殿堂密布，幽清宁静。而这里给予我的印象，不是关于佛门的清规戒律，也不是经文声里的清静悟然，却是离不开那两个尘封在历史画本里的文化名人胡兰成和张爱玲，和他们那段欲理还乱欲说还休的俗世爱情。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及我获释後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而他“上海的家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远远可以望见静安寺。后来他们朝夕相伴，来回走在这条路上，几多笑声，几多情趣，该是如何的羡煞旁人。
在各种旅游指南录中，随处可见“去某地游览观光，一定要到某地某地，倘若没去成，就不算是来过”等信口雌黄的论断，对此不敢苟同，我却相信，一座城市之所以长久存在并且闻名宇内，从本土根植起来的地域文化秉性是根本所在。易中天先生在《读城记》中把这称之为“城市文化决定论”。我以为，上海最能撼动人心的地方，便是上海市政府对面挂满小小长方形国旗的一条平常马路。当年余秋雨冒着生死行走欧洲文明，用《行者无疆》凭吊北欧历史，他在《北欧童话》中写到安徒生故居，热泪盈眶地说道“证据是，很少升国旗的丹麦把一面国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红顶房上”，而上海能把国旗郑重其事的飘扬起来，正视为一种城市文明的象征，在这点上，值得人敬重的。鲜艳的五角红旗横亘在风中，恣肆飘扬，飘出的是上海对于国家宏观局势的精准把握和灵活运用，以及关注民生民计的惠利政策，集中到这里，是一种极致的高贵和庄严的纯实。因此，从这里走出众多指点江山的人物，也是不足为奇的。江泽民从这里直接走到中央，朱镕基从这里踏入中南海，连刚当上国家副主席的现在的习近平也莫不如是。
没想过上海市人民政府对面就是著名的上海市博物馆，而且大门对开，政治和文化在这里完全对接。若干年前，马尔克斯隔着一条马路与海明威相遇，看见的是自己的《百年孤独》；若干年后，博物馆和人民政府中间也仅夹着一条马路，我们看见的是博物馆里带出来的历史史观、文化传承和市民修养升腾的无形价值。在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之前，博物馆是“门庭冷落鞍马稀”；可“红头文件”一下来，告之免费，便门庭若市，人满为患。而前去观赏的游客，很多只是盲从跟风，看不出所以然，而文物却要面临着损坏的巨大挑战。这种普遍的“实惠性”、“盲目跟从”的“劣根性”，成为中国人“象征性的证据”。鲁迅先生辛辣、凛冽的在《国民性》里批判，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也把它刻画得足够玲珑剔透，柏杨老先生于《丑陋的中国人》用一贯的幽默风趣，又描绘得有声有色，让人忍俊不禁后落下泪来，李敖更是用《传统下的独白》下狂放不羁的刀锋，直接鞭笞。如果说这些只是书本里的论述，但是去年秋天去湖北省博物馆，目睹苦等在馆门外比长龙还长的队伍，经久不散，我忍不住长声叹息，恨不早生几十年，与先生把酒长话此中的悲悯。
博物馆外，是个不大的广场，外圆内方，契合“中庸之道”。雨丝停了，泛起薄薄的雾气，笼罩着整个广场，欠缺着阳光灿烂，和鸽子飞翔。人群散乱，嬉闹成片。五颜六色的风筝吹起，形状各异。清明素有踏青放风筝的习俗，《民俗传播学》中记载，大约起源于周代。除却少年时关于清明因缘际会的“无知”书写，留念清明，还是因为八百多年以前绍兴城南禹迹寺沈园内的那场意外邂逅，陆游和唐婉时隔七年的相逢。柳色青青，春暖花开，风流明媚，只剩下墙头两首《钗头凤》黯然销魂，凄凉几许，断肠回眸。
按照惯例，城市之中应该有人民公园的所在。在南京路路口转角处，“蓦然回首，她在灯火阑珊处”，离上海市政府和博物馆不远。只是游人稀疏，寂寥落寞。我站在路中间，往里看，横扫过去，全是人造假山池沼，重重堆叠，没有风景。反到是斜对面闻名遐迩的南京路让人颤抖。南京路路口，冉冉升起的华灯火让人眼花缭乱。绿灯行，人群纵横交错。电影和书里轻描淡写的细节如钱塘江潮涨而来，措手不及。回头环顾前后左右全是人，全是人，他们默然快速的从我身旁如流水流过，神情冷漠；亲眼目睹间，人群汹涌穿梭，行在中间，莫名的生出一种大恐慌。高大建筑内外投射下来的灯光，从城市的苍穹泼洒下落，写照着南京路上的繁华，给了欲望一个合理的出口。从街头两边楼宇上杂乱悬挂的广告宣传招牌，依稀可以窥见旧上海三四十年代残存的风貌。鲁迅先生谪居上海的十年，在这里怅叹过；当然胡兰成牵着张爱玲的手出没在这里，是他们相识的第二年春；舒白、安妮宝贝更是路上的常客，冷静观望，锐意人生。烟尘倏忽，都给人潮湮没，从此没有遇见。
南京路上分岔口很多，但前往七莆路却很顺利。那里坐落着上海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也是平民化的交易场所，处处透着生活气，显得真实而可触摸，堪比汉口汉正街，只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隔千里。从七莆路返回来，还是迷路，只能再折回南京路步行街。传说中的东方明珠如冲汉云霄，遥遥耸立，灿若群星。去年八月，叔一家人站在上面眺望上海全景，留过几张相片。而九八年香港回归，曾经万人在塔上倒数着时针指零共庆团圆，烟火漫腾，灯火海洋，欢笑啸天的恢弘壮阔场面，一时绝后空前。穿过南京路始终没有望见屈臣氏——知交好友曾经在那里呆过两个月。迂回来不经意间发现它竟安静地躺在步行街的正当中。想起去年重阳节后从洪山广场看菊花展归来车到武昌中南路十字路口停下时，侧过头正好对着“女人大世界”楼下的屈臣氏，也是这般光景，分毫不差。上下班的时候，她经常从大楼内出没，只是不知道她是否也象我这样刻意留心过，因为某个人。
沿南京路行至陕西路，再过去就是与南京路比翼齐飞的淮海路。路两边皆是居民区，上海的里弄在此囤积，别名叫“弄堂”，和北京“四合院”、“胡同”，武汉的“里分”一样，映衬着一座城市民俗化的表征。经过战时租界区，多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因时间不长，还保存着原始风貌；时间再退回几十年，可以看见站岗的哨兵一直排到路边上，正在对中国人进行入出检察，背后是被屈辱和血泪染成触目惊心的巨大背景。现在这里是上海市最繁华的商业区。穿插在其间富丽堂皇的现代化建筑，一路迤俪，见证了上海市快速发展的历程和奢靡华贵。
步行至大上海时代广场，入口处是五月天登临天喔茶庄的巨幅宣传广告，空气中轻歌慢吟着忧伤的《知足常乐》。露天舞台上，是仪式完成后残留的剪纸彩带，狼籍一片；舞台边上的小帐篷里少男少女拿着画报，稀稀散散的站着，交头接耳说着他们的青春年少，背后是他们的阵阵欢声笑语。
中途妹子来电话，“今儿我哪儿都没去，一直等着你电话。” 来上海临上车之前，我许诺过要去看她。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在站台下望着对面金陵中路上的车马喧嚣发呆，旁边有人在通电话，听见一句“我在城隍庙等你”，眼眶没来由的就湿润起来。我知道，这不是悲伤传染，也不是三言两语的简单感激。复又想起某天下午朋友说，准备四月去拉萨。我停下正看着的《西藏度亡经》，没有多问，只说，你们行程具体定下来了，就告诉我一声，我把工作辞了，跟你们同去。后来大哥和嫂子在电话里说，局势混乱，生死未卜，别人我们不管，也管不着，反正你是怎么着也不能去。我听着听着，却是亲人的亲近。胡兰成说，撇过其他，基于最纯挚的关怀爱意是从身体性命开始的。苍茫人海中，从陌生城市流年到陌生城市，因为远离故乡，都是异乡人，站在街头，还时常有人记挂，我想，这就是人情温暖。但是练情性达，内心浮荡，行诺诸愿，从沾满尘埃的小路中，从荆棘密步的丛林中，那蔚然盛开的蝴蝶花犹如“死在路上”的一种昭示，成为横亘存在，与我总有种难以言说的“高山流水”。杜拉斯说，饱经风霜，还能抵遇旅途转瞬的温度，我记得时光的温情和阳光的挥手。我亦停止不了远游的思念，虽夫子长训“父母在，不远游”。我听见那些从脆弱和敏感中迸发出来的召唤，默然对峙着现世；寻找灵魂路上的认同皈依，除却上路本身，都隔着悲喜距离。
收拾情绪，已经是站在城隍庙门口外。被美食香填满的闹市，有钟鸣鼎食之盛，从南京十里秦淮河畔和武汉户部巷的烟火风光中独树一帜，昭告天下。“民以食为天”，在这里有最繁腾的佐证。之于城隍庙的印象却还是从某部电视剧的主题歌中的一句歌词“桥归桥，路归路”开始的。内容事隔多年已模糊不清，只是大概剧情关于戏剧，背景放置在民国初年，里弄戏楼之间。我记得。后来翻看《城市志览》，上面记着“明永乐年间金山庙旧址改建而成，当年金山庙祀奉金山卫的城隍爷汉朝博陆侯霍光，乃霍家弄祠，又名‘霍光神行祠’”。现在的城隍庙与豫园毗邻，为上海道教正一派主要道观之一，处在方浜中路，东至安仁街，西止旧校城路，北通福佑路。物欲横流的肆意入侵，进去后已经找不到半点清净意境。只看见昌明法师卸任后，归元寺里徒增的那股无限的俗世悲愤，和背离佛门戒律浓稠人间烟火味儿，时隔多年后异地辗转而升笼，写着“逃离”二字。
转身前行，对着的是外滩方向。一路上的流离灯盏，将糜烂的夜生活逐渐推向高潮。和平饭店门口，名流食客络绎不绝，挥金掷银，惯如平常。横穿过马路就是声在外的外滩，隐隐从躁动的尘嚣中听见黄浦江的喧腾。电影《和平饭店》或许只是借用了它的名，但是江湖恩怨，权谋阴术，却从生活走入电影，又从电影重新杀回现实生活种种。曾经国际化的纷争硝烟，在这里轰隆开场，汹涌翻滚，划下纵横捭阖的血雨腥风。
从江苏太湖渊源而泻的黄浦江喧腾奔流，逝如斯不舍昼夜。浦东以东祁连韩国、日本，彼岸是东方明珠塔，“夜放花千树”。旁边是世茂大厦，以前是中国最高楼，但是现在它背后却矗立着一栋比它还高的楼房——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出自日本人之手，仅由中国依靠廉价体力按部就班的施工，让人心里堵着一股无名之火。对岸过去一条马路是一排银行，自鸦片战争后一直是上海金融中心的所在，直到现在。浦东发展银行就安然地立在中间，每天流进支出的金额，不可计数。从外观看，金碧辉煌得如同宫殿，配得上繁华之中的魁首。并排着的建筑最高一层是威斯汀大酒店，顶端镶嵌佛祖莲花座；上海外滩12楼紧邻而居，巴歌特式建筑塔顶环绕着一圈光环，宛若佛光普照的光晕，泽被苍生；不远处外滩13楼躬身上侧立，硕大的方钟，立柱擎天，见证着时间流年，万古江河。名字却让人想起南京钟鼓楼，晨钟暮鼓，振聋发聩。
从外滩上下来，马路左边是一长条施工带，富丽流金中，工人连夜辛苦劳作的黢黑背影成为霓虹灯下灼热的“锋芒”，蓦地里腾起一片悲凉。二十多年来，我所生活的背景，面对的是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背影。当然，随着农村土地被政府无情征用，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也象大多数农民一样进城务工，出卖自己的体力，无日无夜。他们是生活在繁华欲流的城市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是被忽视和歧视的一大群人，既无法确定自己的信仰和人生命运，也不能依靠自己单纯的勤劳朴实达成理想，在既定的社会规则中，他们永远是弱势群体的一类，来自他们心里的贫瘠。而人的贫困，我一直固执的蔑视用物质财富多寡的衡量，本身就是一种带着偏颇的纰漏，虽然实现社会依旧约定俗成这一套标准，然而精神上的富足，却可以用温暖来抵御。恰如那些贫困山区的孩子，给予他们物质生活上微薄的慰藉，却治愈不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伤寒；所以后来我把从学校募捐到的物资连夜运送到三峡秭归杨林桥镇山区那帮忍受饥寒交迫的孩子们手中时，我感觉到的不是有所作为，而是自己如此的势单力薄，和无能为力。当年英法租界在此猖獗，是乱世，象这样成千上万的贫苦百姓却不知道遭受着多大罪，那可是国破家亡的惨烈悲剧和心酸屈辱。为民请命，终究还是在生灵涂炭的天空截竿而起。从这里走出来的英雄人物，是从民主革命发端，领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两大历史性的人物从国父孙中山先生那里起步，并在黄浦江头把酒论国，从此书写中国近代史末期的波澜壮阔；陈毅作为上海市的第一任市长，站在这里，站成雕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传承。曾经辉煌壮丽的硝烟帷幕，经不住时光的风吹雨打，如今草草的落在了夜市灯火下黄浦江的滚滚东逝水中。
直接取道外滩下的轮渡站，从里入，轮渡过江。除了轮船要比武昌司门口的破船豪华几分、人多几许，就只看见黄浦江对岸高楼大厦内俗艳灯火影印在夜色里的灯火酒绿，里里外外流着十足的物质气，奢华得看起来极不真实。关于生活的种种，楼房内漫天花洒的光芒把天堂和地狱交错重叠，一起沉没于黄浦江上。泛黄浑浊的江水承载着上海的商业文明，从最基础的衣食住行中“食”开始，支撑着上海市民日常用水，同时把人的身体欲和心理欲打乱，毫无留情。夜风荒凉，江上陌生地，灯火辉煌；只有人，和霓虹虚无的闪烁。
轮渡过江是陆家嘴，上海市的另一个繁华之地。抬头看，东方明珠塔就在正大广场背后。我从入口处进，庞杂的建筑风度美伦美幻，迷幻眼瞳，让人惊叹只有在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里能得见。站在底层中央，仰看九曲盘肠的走廊，光彩夺目的衣食住行物占满店面，人从此间过，而价格自然也是高得惊人。不过几分钟，大楼内散发出的浑浊的珠光宝气，让人感觉浑身不自在。连忙出来后，就近跳上晚班公车，直奔火车站。空荡荡的车厢，夜风从半敞的玻璃窗口进来，吹起王家卫电影《旺角卡门》的回忆：破旧的公交车开在浅水湾，华仔头依车窗，晚风吹起他微卷的头发，是八十年代最流行的装扮；亡命江湖，模样肃然，有暗藏不住的厌倦。那是香港，有着上海一样流光溢彩的弹丸之地。东南相望。而上海的极致奢繁，在夜色正浓的这一刻，释放怠尽。满天焰火，酒光浓郁，声色犬马，只争朝夕。迷幻之间，千姿百态之中，赤裸裸地到处写着无数个大大的“钱”字，流光倒转，从尘埃中飘出来，全都是鲜艳的红头的人民币，填满整个城市的上空。
上海南站。进站前，回望上海这座城市如同银海的绚烂夜景，终于明白只有在夜晚才流露出她最本真的面目的原因。在那些光新艳丽的物质膨胀中，我晃悠一圈，看见自己内心的归属和安定，从欲望中剖裂开来，稳妥停当。
踏上回程的列车，我在《李叔同说佛》的扉页上写到：的确去过上海。一座天堂地狱般的城市，在开往春天的地铁上。烟花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