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闲来无聊，翻阅自己先前写就的文字，有篇《“读书人竟放任蠹虫猖狂乃尔！”》。文中引用了梁实秋先生的一则趣事儿：梁先生借得曝晴之日，于庭间晒蚀透纸页的书册之时，却被友人取笑之。梁先生叹曰：“书有未曾经我读，还需拿出曝晒，正有愧于郝隆。”在早年，梁先生便因先严感慨“有书不读，叫蠹鱼去吃也罢”，而发出“家有藏书而用以饱蠹，子女不肖，贻先人羞”之感慨。其实，“书有未曾经我读”又何止其一人自我嗟叹呢？

季羡林先生也曾被人瞪大眼睛问道：“这些书你都看过吗？”季羡林先生自己也难以回答：“我相信，古今中外爱书如命者也不一定都能说清楚。即使说出原因来，恐怕也是五花八门的吧。”原来，这种藏书多于读书的现象，不仅在附庸风雅的界外人士中存在，学界大家也孜孜不倦地到了愚顽的地步。同样，余光中先生也直言道：“ 架上的书，永远多于腹中的书；读完藏书，恐怕不到十分之三。……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文化大家尚且如此，我等闲暇翻书人士就更不必多提了。这早已是人之通病，尤其是爱书人永远无法剔除的“诟病”了。

当然，也有藏书必读者在。徐乾学的传是楼藏书甲于康熙一朝，阅量亦为他人羡。万斯同先生作《传是楼藏书歌》赞曰：“东海先生性爱书，胸中已贮万卷馀。更向人间搜遗籍，真穷四库盈其庐。”黄宗羲作《传是楼藏书记》亦赞之：“世之藏书家未必能读，读者未必能文章，而先生并是三者而能之，非近代藏书家所及。”但黄宗羲的赞语之中，也发出“世之藏书家未必能读”的世况，正所谓“积金未必能守，积书未必能读 ”也。

书界人士面对书架，拂尘扫灰之时，往往撰文以书其罪，自我忏悔读书少于藏书。既然“积金未必能守，积书未必能读 ”，又何必撰文书罪？或许兄长善以《黄生借书说》一文以告诫其弟：书非借不能读也。大可不必费银购书，完全可以借助图书馆以解读书之渴。而爱书之人，往往歆羡“红袖添香”。于书之爱，绝非与青楼名妓之爱，亲热一番便转身而去，何况文人愿据名妓为己有者大为有之呢？香港董桥先生说：“爱书越痴，孽缘越重；注定的，避都避不掉。”

反观己身，虽非有“汗牛塞屋”般的藏书量，但也常于闲暇课余，往返书肆冷摊，压榨几个零花钱以淘回几本心仪之书。中文系书友往往前往本人陋室借之以读，并问道：“这些书你都看过了吗？”那么，我也只好借梁实秋先生的话来回答了：“书有未曾经我读！”往往一书未完，一书又被请入陋室，而先前买来的书也就随之打入冷宫了，有的甚至永居冷宫，未曾过问。内心却还是一味相信：他日理书，定有清人金缨“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之感。

虽也经常于购书之余，“深愧未学，忧思百结”，但此等癣病，终究“不得了脱”。抱憾之余，却还是依旧我行我素，“千金散尽为藏书”。如若他日真的修成“书淫”，虽说不能像陆放翁“闭户遍读家藏书”和包世臣“补读平生未见书”那般，便是“纵欲而亡”，也应是“不亦快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