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来，心情是有些沉重。
对于诗词，我实在已有掷笔之想，中外诗刊和吟友稿约虽然一直未断，我却怎么也没有了那份雅致。即便是这个集子嘱我挥毫，那个专刊令我评点，也常常是应付了事。“寄语骚坛清咏客，年来尚为稻梁谋(拙作：岳阳楼雅集感赋)，还是留取心魂相守为好，图什么虚名？一来我天性懵懂，虽然有时忍不住斯文几句，但毕竟只在儿时偷了几句古诗含在口里，至今尚未消化；二来泱泱诗国的现状，也着实叫人不知所措，不如归去来兮。日本友人谈到中国诗词时，常正襟席坐，虔诚之状如奉神明，然而当中国的诗稿雪片般降临扶桑时，他们在惊喜之余，也多了几分惆怅：平庸之作何故泛滥如斯？此其一。其二，中国诗界的纷争为甚不亚于商市？我哑然。
说到平庸，有识之士都有同感，当代的中国诗词基本上都是克隆文化下的产物，多是官本位意识所孕育的畸形儿，不仅主题思想、语言雷同，题材和风格也是千人一面，一个模式。我平均每个月都收到来自海内外的个人诗集和社团专刊十几本，稍稍浏览，就会情不自禁地喟然一叹：怎么都是一个妈妈生的？
某诗刊主编新出个集一册相赠，要我只提批评意见，实话实说。他如此纯真，我岂能违命？当即回复他说，你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出身的诗家，竟听不到人民的声音，词藻再华美又有何益？这些平庸诗词，占据了当代的中国诗坛，花了那么多钱出集子，还不如将钞票捐给社会福利院，百年之后还算你的阴善冥德，你这么瞎折腾图个啥？说句让吟友寒心的话，我把中外个集、社团专集当废品卖出换来的酒钱，已达数百元之巨！你说，你亏也不亏？想附庸风雅还是想青史留名？前者肯定此路不通，后者倒还有补救的希望，有志者请参阅拙作《而已斋诗话》，算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吧。
这么说来，并不代表我的诗作就很高雅，因为评论和创作是两回事，能说不能做，这是常有的事。前几年，台北国民党元老蒋纬国先生逝世，我看在数年忘年之交的缘份上，破例写了一首悼念之诗，诗云“拂袖沧溟竟不回，百年恩怨顿成灰。匡时人物存公论，醒俗文章是俊才。尺素情馨犹在目，众生迷惘怎开怀?剧怜终负相期约，落叶萧萧入梦来。”
诗成之后，我初一看视觉效果还可以，境界多宽呀，后细细琢磨发觉，这蒋氏后裔纬国先生，果真是个俊才吗？他的懦弱和无能，他的悲哀和无奈，不正是没落一代的典范吗？此诗在国内刊发后，不少诗家纷纷来信质疑：你的诗是写得不错，但立论有错，你得谨慎哦。我想，既然立论有错，还写什么诗？平庸如此，还是老实呆着吧，发什么感慨？联想到不少类似的大作，缅怀什么“伟人”，“名家”，讴歌什么“节庆”、“良辰’，都没往深处想。是伟人和名家吗？他们是不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难道仅仅因为他们当过大官、权势显赫，就值得你去肉麻吹捧？创造历史的人是咱老百姓，你怎么就对他们不闻不问？某些所谓“节庆”，带来的只是虚假的繁荣，在莺歌燕舞的后面，是老百姓无奈的叹息，作为诗人，你怎么不代民宣言？
兴观群怨和美刺比兴，是中国诗词的优秀传统，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让后人津津乐道的还是讽刺之作居多，那些歌功颂德的玩艺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没有人在乎。我们有些诗人刚好相反，昧着良心专事阿谀奉承，以此来搏取功名，自欺欺人。求名求利，并没有什么错，一部中国诗史，即是一部名利史。不要名的诗人可以说没有，除非他不求发表，只做给自己看，但这类诗人我们不得而知，就象真正的隐士谁也不知道一样。诗人熙熙，或为名来；诗人攘攘，或为利往，应该不是冤词。
李太白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名人之欲，是不是跃然纸上?杜子美云：“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表面上他看得很破，骨子里却是一种求名难得的怅惘。“便作钓鱼人，也在风波里”，那十万红尘，你诗人怎么能看破?倘若你怀才不遇，为象个人样而争名求利，又错在何处？但以平庸之才而窥领主之位，以欺诈之心而谋非法之利，一个“丑”字又怎生了得？诗人应该是真者、善者和美者，如果用自己的作品去逢迎世俗权势，不论你有多大的才华，终归是平庸之辈，无足道哉。
中国诗词的美学意义，学术界已有共识，平平仄仄需要人品自不待言，它还囊括了从语言文字学到文艺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乃至自然科学等众多学问，不是谁都可以写好诗的。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媲美的先秦时代，几百年才孕成《诗经》和《楚辞》，而在汉魏六朝漫长的岁月里，除民间乐府诗歌稍可吟咏之外，称得上诗家的却只有曹氏父子、陶潜、谢灵运、鲍照和庚信等人。唐宋两代的优秀诗人不算少吧！但时至今日，真正为人们所喜爱的篇章又有多少？
当今的所谓诗人们，似乎没在这方面参悟，脱口成句，下笔成章，大量应时应景、应命应制的平庸之作，经包装后相继问世，从不顾忌人们“诗从打屁来”之讥讽。有些人，做官发财是好料子，却稀里糊涂误入了诗界；即便这样，从头学起也是好事，却冒冒失失以“著名诗人”自譬，厚颜如此。也有些无聊的政客们，懂一点四六句子和启蒙俚谚，竞不管人们是否作呕，写出“独霸吟坛我与君”、“三百年来我与君’之类的壮语，岂不令人笑出尿来？这些人自封为“导师”级诗家，四处张扬，挥霍公款，沽名钓誉，捞取实惠；或者问鼎中原，老拳相向，抢夺名位，把个诗坛搞得乌烟瘴气。
这些年来，不时有诗界冤家对簿公堂，以不可共天之仇，泄满腔悲痛之恨，真不知所为何来。尤有可笑者，有些冤家居然找我主持公道，硬要我给个说法，我只好撰文理论说，我位卑言轻，算个啥?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杜甫的警句尔等还是可以借鉴。但能否化解他们心中的块垒?我就不得而知了。虽然说，不要脸皮，所向无敌的“诗家”不是很多，但培育“诗家”的土壤之差，却是不争之论了。
平庸的诗作，来自平庸的环境。从表面上看，当今诗社多，诗刊多，诗集多和大赛多，好一派热闹景象，但没有诞生几首好诗。纵现中国诗史，元代以前，没有听说什么人组织过什么诗社，但佳作叠出。直到元初浙江隐士吴渭，他创立月泉诗社和清末在苏州成立的南社外，再找不到有关诗社的记载，可见诗词的繁荣与诗社无关。根据我手头的资料来看，当今全国的诗社至少有一千多个，诗刊约千多种，诗人约十万之众，却很少有人潜心研究诗道。每个诗社大都有顾问、名誉顾问，社长、名誉社长、副社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主编、副主编一大串，有的诗社还发红头文件，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也进驻了诗坛，这种状况下，能有好诗问世吗？难怪有人慨叹：“诗社兴则诗亡”，是不是也有点儿道理?
翻翻那些千篇一律的讴歌，常让人有假大空之感，很难想象这样的诗作水平，竟然这个杯那个杯地操办什么全国大赛，且奖项等级分明，大家争得面红耳赤。请问，诗词水平的高下该如何评定？是李白第一还是杜甫第一？闻一多的诗好些还是鲁迅的诗好些？评委们的依据是什么？谁来评估评委的份量？什么叫作主流？什么叫作非主流？把诗词的美育功能诠释为政治教育，这诗词岂不成了押韵的政治教条？花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来营造水月镜花，这样的名利场还是离远一点为好。
“此心早与灵均共，独步中宵听怒潮”(拙作：端午怀屈子），我那驿动多年的诗情，此时只剩下苍茫的回味了。
诗词的生存本来就举步维艰，现实允许其存在已属万幸，自以为是诗人的人们，应当敝帚自珍，静心自爱。诗词的真正繁荣还未到来，那是我们后代的风景。听说诗词的欣赏与创作，已然在中国的校园中兴起，这才是真正令人鼓舞的喜讯。但愿他们不再克隆他们的父辈，不再在束缚中前行，这是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