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到花店买了一个花瓶连带一支香水百合，之所以买它是因为我到花店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支花色皎洁的百合花。我把它带回家，希望能给沉闷的生活带来一点清新的改变。

    自从它到了我家，空荡荡的屋子里从此就有了两个生命相依为伴，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这株百合花。

工作的辛苦冲掉了年轻的激情，只剩下一次次的坚持和自我解脱的安慰。总是告诉自己，人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有好处的；总是告诉自己，既然选择了自己的路就要坚定的走下去；总是告诉自己，你是个不甘平庸的人，拒绝家人的安排自己出来开创自己的未来，这本来就是值得骄傲的。

但是，没有节假日的工作，没有间断的劳作，让我感到充实也感到乏味感到沉闷。手里捧着早已读完的胡适，却依然在沉闷中挣扎，像驱赶空气一样驱赶着枯燥的思绪，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抹淡淡的花香激起了我的嗅觉，哦，是那株百合，这房子里的另一个生命，难道它也无聊了吗？

    这个伙伴友好的招呼我，点燃一支烟我冲着它感激的一笑。它让我想象起一个少女，一个像百合花一样可爱的少女，可是马上又觉得，其实它更像胡适，那个笑盈盈的老头，那个曾为中国解除沉闷的乐观的年轻博士。

    清末民初，人们已经开眼看世界了几十年，可是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新鲜的。依旧是陈旧的文字语法，咭龃嗷牙的文字，陈腐衰败的官场，死气沉沉的教育，命若游丝的工业，思想界老调重弹，科学界基本为零。这就是那个时代，它不旧，但是也感觉不到新。行驶在千里之外的一艘邮轮上，一位英俊的青年正带着乐观的微笑走向这样一个国度。

    蔡元培的一声召唤另这位年轻的博士涌起了归国的欣喜，到北大执教后他带来了迥异于梁启超章太炎的历史研究方法，新颖严谨。它一声豪言确立了史学研究的新规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1917年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的一月号上，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胡适不是某个领域的一流专家，但是1917年到1926年中国的“文学革命，新思潮，小说研究，整理国故，科玄论战等等文化运动都和他的精神领导有直接关系。”（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 胡适思想再认识》）牛顿嘲笑说：“有的人专门在一块木板的最薄处钻上许多孔，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成就。”但是一个沉闷许久的时代，一个急需启蒙的时代，最需要的不是那种只会某一专业的学究，而是知识渊博范围广阔的智者。只有这种智者才能给一个时代一方人民以全方位的启蒙。胡适，就是这种人。他就像淡淡的花香，飘向所有有空气的地方去开启呼吸空气的大脑们的心智。

    相对于共产主义者们的呼喊，胡适安静的很多。当大家在争论什么主义才是真主义的时候，胡适只是淡淡的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当陈独秀将五四锻造成一柄矛并指向孔子的时候，胡适只是淡淡的摇头予以否定。他不喜欢非理性的破坏，他更喜欢温和的改良。在纷乱的事态中指出其中的病灶并对症下药使整体完好，但是激进的青年们更喜欢把整个躯体摧毁，他们从来不想一想摧毁之后怎么办，用什么来代替。

    胡适打破了沉闷，从此世界陡然间风雷激荡，淡淡的温和被举世的喧嚣淹没。胡适是从容的，胡适是温和的，胡适是博学多才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立起了几乎所有必须的现代科学，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傅斯年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陶孟和奠基中国社会学，张慰慈开拓中国政治学，任鸿隽与四川大学，潘光旦蒋梦麟的教育学，丁西林的化学，熊庆来的数学饶毓泰的物理学……二十世纪上半叶影响中国的所有学者中，大多是胡适的朋友或学生。

    斯人已逝斯言犹在，社会仍在进步，但始终无法忘却当年的沉闷，就像生活在阳光下的人们无法忘却黎明前的黑暗。那个打破沉闷的人就像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让一个民族永远铭刻在记忆里。

    窗外吹来了一阵风，瓶中的香水百合花在风中摇曳，合上书放在床头，准备出去吃饭。走到门口又瞥了一眼，看到封皮上那个老头，他左手拿着报纸右手抬起来向我招手，老头的脸上带着真诚坦荡的笑容好像在说：“嗨，可爱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