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回武汉，在光谷图书大世界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学术传记《陈寅恪和傅斯年》（岳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本是陈丹青的《荒废集》。在武汉读研究生的时候，就买过陈丹青两部 “退步”的书：《退步集》与《退步集续编》，毕业后来北京工作，把那些“退步”的事情都给忘了，一个在单位里混的人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和机会来做一番“退步”呢？丹青的《荒废集》在京时就早有耳闻，最后却还是在武汉读到。整整十年，武汉都是我读书的地方，学生大概是最有空闲来进行某种“退步”的。而今我早不是学生的身份了，但回到武汉还是有某种象征意味的——我又回到学生时代了。这样，我就又能够读有关退步的书了。而在回武汉之前，在烦喧急躁的京城，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校里，我是没有“退步”之平台的。

陈丹青这个人是一个懂得欣赏古典文化的人，这一点他比我这一辈的人要有优势。毕竟他还见到过一些大师。这些大师在解放后，只能是活着一个算两个半个了，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有替补的，国家也不允许有替补者。对于我辈八零年代出生的人来说，陈丹青不仅幸运，而且恰逢其时：仿佛大时代的一幕幕场景就是为他这样的五十年代生人所准备的，就等着他的到来与参与，予以映衬那样的时代背景；就好像有了他，才有了他的时代。不过，这不是他能够称其为陈丹青的理由。

还有他是上海人。从上海开埠以来，上海就是中国最新的城市。新的意思就是要反对，要超越，要批评，否则如何常保这个“新”字。不过，这也不是他能够称其为陈丹青的理由。

《西藏组画》洛阳纸贵，他忝为文艺界明星。不过，这也不是他能够称其为陈丹青的理由。

他在七十年代末考上中央美院的研究生，还是以同等学历考上的，说的朴素一点，就是他没有大学文凭和学位就直接“读研”了。他们那批人，真是骄子中的骄子。在当下，“读研”是个分量多重的词，几近“昏天暗地”、“砸锅卖铁”的同义词。不过，这也不是他能够称其为陈丹青的理由。

陈丹青出国留学，去了纽约，还加入美国籍（多遭人诟，此点，国人对谁都不例外），有了“他者”的眼光，可以驾轻就熟地使用洋人的视角来审视目前的中国，并且在“退步”到别人不能再容忍的时候，把此当成挡箭牌，轻轻地告知一声：中国的事情也许自有中国的道理，西方的道理自有西方的事情。不过，这也不是他能够称其为陈丹青的理由。

他的祖父是四十年代末国共内战后迁离大陆去台湾的，而他在八十年代通过美国做跳板，成为较早探望台胞、感受台北故宫的第一批人。当年，他仅仅徘徊在三十而立之年，台岛一隅还未斩断的中华文化传统之游丝，使他又多了个“文化本土”和“传统文化”（丹青多次谈到目今要说还有华人绅士，极大可能残存于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圈）的视角，或一个“准他者”的眼光。不过，这也不是他能够称其为陈丹青的理由。                                                               

他后来从西洋归国应聘到清华，不久把清华炒了鱿鱼。至此，清华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冠冕使中国那些官本主义十足的媒体发了疯：连留美艺术家、清华的教授和博导都撂蹶子了，还大放厥词，批判当前的文化和教育，这难道还不是具有杀伤力和经济效益的新闻和版面吗？不过，这也不是他能够称其为陈丹青的理由。

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有了些想法，并且较为真实地说了出来，应该说是发泄出来，骂出来。

他这个人很聪明。他很怀念陈寅恪的那句话“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并告诉我们早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很急切地期盼我们都能这样，但他没有继续谈谈，陈寅恪何以能绉出那句至理名言。当年筹建清华国学院之时，四大导师的其他三位要么是早已名满天下，要么就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和海龟，只有他陈寅恪年纪轻轻，既无学位，又无名气，连叫得响的著作都没有。此公何以被聘为导师之一，人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祖父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与陈三立都是改良运动的积极支持者，父子二人在清末广结天下英豪，尤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志士相交甚厚。有此等家族渊源，陈寅恪想不“独立”、不“自由”都难。何也？当初有人提议陈寅恪入主清华国学院时，决策层掰算了一下硬性标准后，就否决了。可马上就有诸如梁启超、王国维两位铁定入选之人大力推荐，嘴角胡须还没长硬就暴得大名的胡适、学术新贵傅斯年等亦不遗余力，乐见其成。新旧几代人学人同力施压，决策层举手投降，应允了。陈寅恪成为国宝级大师始从清华国学院发轫，与此同时，具有“实践”意义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亦滥觞之。四大导师汇聚清华，经年荏苒，王国维沉沦未名湖之后，陈寅恪在为王撰写的墓碑词中，“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十字方针才正式提出。

陈丹青向往这十个字，我辈晚生又何尝不心向往之。可是，只有陈寅恪此等贵族遗少才能够如此“独立”与“自由”。想我等，要是没有学位和学历，没有发表几篇文章，连门槛都没有，更何来“独立与自由”的平台。丹青先生并没有交代“十字”之前的渊薮，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暇细究，不过，至少丹青用他的引人入胜的文章鼓舞了读者。一个热情的读者是很愿意跟着作者一块儿喜怒哀乐的，这喜怒哀乐汇成内心的一股冲动：为什么陈寅恪可以那样的独立和自由，我为什么就不能呢？一个作者的伟大之处就是持续不断地感染读者。同样的，一个读者的伟大之处就是持续不断地被感染。而且这感染的东西不是别的东西，恰是“独立”与“自由”啊。如果把陈寅恪的故事说的更完整些许，那种感染力就大打折扣了，丹青“劫取”了在当今最时尚的文化先辈及其最时尚的一句话就把我们给唬住了，弄得吾侪看到“独立”、“自由”的字眼就要死要活的，真可谓四两拨千斤。何其聪明也，又何其狡猾。

谈到这，悖论出来了。看了《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本书对那十字方针的详细梳理，我个人从要死要活的愤懑 “退步”到心平气和，准确说是“荒废”到麻木不仁的田地，对待“独立与自由”这样的字眼多了几分老道，此不正是儒家所谓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庸吗？我居然退步并荒废到中庸的地步了。丹青嘻嘻然同时又愤愤然的教育岂不都白费了。对此等真正的退步，我是有必要解释的，毕竟我是一个所谓的知识份子，独立与自由我还是常幻想的，虽然幻想的方式都是自我陶醉和封闭愚蠢的。我的解释也很愚蠢：我辈没有机会去独立与自由了，只能在读到陈丹青的文章时，先是蠢蠢欲动做一番革命与改良的春梦，再流着涎水意淫一下自己将来以及后人好莱坞大片般的壮举。今天之言行的陈丹青就好比当年陈寅恪的父辈和祖辈，为其后代打下一个贵族和文化大家族的架子，使后人有机会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顺其自然地就那样独立了，自由了。所以，我很天真地幻想，作为前辈的陈丹青就好比陈寅恪的先人，而我辈后人就是陈寅恪了。

陈丹青如此想过他的后人这般没有，不能妄断。但我觉得，他想或不想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有陈丹青出现了。

陈丹青的聪明，还在于他提到徐悲鸿对十字方针的尊崇，尤其是在文章中戏谑地写到，一个后来的大艺术家、当年的艺术学生，在老中央美院的树上玩耍，恰逢路过的徐悲鸿，两人树上树下，饶有兴致地攀谈起来。陈寅恪的座右铭，徐悲鸿的人，再配上这样的画面，整个就是一《世说新语》的故事，一个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怎能不吸引人，怎能不感化人。我们都是人，为何不能做徐悲鸿。可是，徐悲鸿“在树下”的年代是五十年代初，是“反右”运动之前，巧就巧在天才画家也是死在这之前。他死了，他就没有机会被学生侮辱了。要是老舍也毙命于五十年代，那该多好，想起此，几欲堕泪。

丹青先生教育我们要像徐悲鸿那样，但他没说如果徐不死的后果，想必他是知道的。他不愿意说，点到而止，便就是恰到好处了：读者愿意看到一个神话般的人，读者愿意在一种非说教般的语言中被说教，作者神话别人的同时，也神话了自己，最终作者、读者、作品中的人三位一体，一道被神话。好个狡猾的陈丹青。

丹青说他给报刊杂志写的文章，常招致没有下一个“结论”的批评。有关此点，他的解释不多，大致说法是思维和行文的习惯使然。不过，与其说这是他的说法，毋宁说是我自己的解读。

写文章要不要下一个结论？先搁置不谈。写文章有没有一个结论，倒是一个大问题。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我这儿所指的文章不是那种纯粹的、有严格格式要求的、一板一眼的学术论文。如果非要有针对性一点，那就是特指“陈丹青式”的杂文或“陈丹青式”的散文。对，“陈丹青式的”，这个明显带有贴标签式的提法，本意虽是好的，但还是让人忍俊不禁。

大凡一个写作者的文章成为了一定的样式，那这个作家就开始流失他的读者市场了，譬如同为沪上人的余秋雨，“余秋雨式的散文”再加上余秋雨本人，其堕落使人惊秫。我是不愿意这样归纳丹青的，这对他来说的确有点冤枉，至少在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讨厌他的文章，甚至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着期待着，罪魁祸首只能归咎于语言和词汇的匮乏——多么令人沮丧的语言世界。但使用语言是需要有快感的，我就觉得用“陈丹青式的杂文”和“陈丹青式的散文”这样的语言，我很有快感。

还是回到文章有没有一个结论这个问题上来。这要分两个层面：其一是文章本身即语言本身是有一个逻辑上的结论的，这点毋庸置疑，要不你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其二，人的思维与观点是很难有一个“结论”的。但这样的分析，大有自娱自乐的嫌疑——批评者都有自娱自乐的癖好。虽然丹青先生也有此癖好，但我还是要对他负责。他的文章没有结论，其用意既在文章之内，又在文章之外，既关乎文法，又关乎现实。

其实，他所谓的“结论”象征着我们功利式的教育、唯考分的高考中考小考甚至“幼考”、全社会的经济嘴脸、人文艺术领域的量化标准、对艺术学生和老师的外语四六级要求、文科生获得方形帽要发表论文的硬性指标，等等。这样的“结论”，当然是丹青所反对的，当然是不能轻易下的。就连他自己不也要在七十年代末读一个研究生吗？但那时读研究生比我辈“好混”也“好玩”。七十年代末的教育图景里，讲台上还零零星星、颤颤巍巍地站着几个劫后“尤”存的大师和“绅士”。

可那些风骚尤存的大师和绅士们却都哑巴了，相对于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之流，他们简直就是天生的聋哑——多好、多可耻的天赋呀。这又回到了“文章之内”，陈丹青的文章没有结论，也象征着思维与观点没有结论。当苏联要捧索尔仁尼琴时，他却要反对苏联；当索尔仁尼琴因此遁走西方时，“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温存之语还犹在耳畔，他却开始反西方；当苏联解体，全俄罗斯翘首待公而归，而公亦归之，他却批判叶利钦；当叶利钦死去，普金成为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与期盼时，他却对普金有所保留，若即若离。老索的一生都在反对，在批评，在批判。世界级的文化巨人都没有一个“结论”，何况我等。陈丹青没有结论，我更愿意理解为是老索这般“永不作结论和永不结束的反对”。有的人，致死才不反对，不过，像老索，去年死了，在黄泉路上都恐怕要拉个同路人作一番“反对”，“结论”有没有还真另说。可惜，黄泉路上没有老索，他信仰的是上帝。但我希望，这样充满“反对”和依然没有“结论”的黄泉路上有陈丹青的脚印。虽然你参与指导了一下奥运会的开幕式，但这与那黄泉路上伟大的脚印相比，还是略显渺小。

对不起，丹青，我不是咒你死，你是知道的。

我个人喜欢阅读时的快感，陈丹青的文章追求的也是表达的快感，尽量做到与“自我批评”毫不相干。他狠狠地反对所谓的自我批评。我也要再次大声疾呼：自我批评的这套理论是中国有史以来对文化艺术戕害最大的“反动理论”。君请看，我被这套理论毒害的有多深，还是不自觉地把“反动理论”这样有关“自我批评”的词汇用上了。

于是，陈丹青，你也不用解释你的文章何以鲜有结论，你就一道黑走到底，看别人能把你怎么样，看别人怎么批评你。这样，你的读者会有更多更大的快乐，你真正的读者是一群也鲜下结论的人，让他们与你一块和谐共创美好的快感世界吧。

丹青也有下结论的时候。他有一篇关于坐飞机的文章。他在飞机上偶遇一位大美女，他是男人，他爱美，恰巧那位美女就坐在他旁边，他就想攀谈。在飞机上泡妞，那可真是“攀”谈呀。可人家美女上了座位就睡， 把机舱当成了钟点包房，根本就不给机会我们的老帅哥。这是文章的开头，正如作者自嘲，像个悬疑小说。最后有了结论，作者下了飞机，回到地面，几天后看到电视，才知道此大美女乃范冰冰是也。我这样重复丹青的文章，未读过这篇悬疑文章的读者，恐怕也认为我在故弄玄虚。我是无辜的，我未作任何加工。

对美女，丹青例外了一回，下了个结论。结论就是范冰冰是个美女。全地球人都知道，小范自出道以来，负面消息不断，基本上在娱乐圈就是个反面典型。可陈丹青给这样一个结论，小范的人格如何先不论，至少或至多她是个五官惊艳的大美女就行了。人家毕竟是个女演员，要靠这个“外在的东西”吃饭。外在的与内在的，形式的与内容的，孰轻孰重，孰决定孰，孰是幌子、孰是羊肉，这样的问题，古今中外，争执了几千年，你今天妄想让一个新生代的中国女演员作为一个个案来承载回答这些问题的责任，这就好比希望陈丹青一个人单枪匹马、打入决策层内部，从而废除那“天灾人祸”的四六级英语考试制度，（当然，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丹青单打独斗，他的单枪匹马胜过我等“乌合之众”），那不是白日梦吗？就算她范冰冰自己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她也没这么大的能耐呀。

我不是在为范冰冰辩护，我跟她非亲非故，又不是她用金钱及色相收买的托儿。想必，丹青先生也一定和我一样。何况，前段在《收获》上看到一篇有关香港导演尔冬升的对话录，尔大导对范冰冰演戏之外的东西亦颇有微词。香港人尔冬升的话是可信的，没有矫情和撒谎的动机嘛。

丹青先生是要告诉我们——记住是告诉，而不是告诫，他总是嘻嘻然——对于美丽的东西还是要承认的。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不自觉地、毫无索取地就成了别人天然的托儿：别人说这个人有问题，你的身体就围过来，身体因为物理的原因无法靠拢，就精神上靠拢，和众多傻托儿一道漫画了一幅“一呼百应”的政治波普图画。又回到独立与自由这样的字眼上来了，绕不开。有的人成为托儿，还有身体或钱财方面的报酬，而很多老兄啥都不要，就成托了，太大公无私了，真是共产主义到了。

那篇坐飞机的文章在他所有的文章里的，属于玩票的性质，不是正经营生，所以有了“范冰冰是个美女”这个“结论”。

在《荒废集》最后几篇关于奥运会的文章里，我读到了丹青有被“招安”与“收编”的意思。

当年，他从“他者”之地——纽约回到北京。与他所敬仰的陈寅恪大师时隔八十年后共执鞭于同一所大学——清华大学。人在江湖，很多人都是“身不由己”，早就坐实“既得利益者”这个光荣称号，而不思动弹了。陈丹青归国初涉江湖，须臾还能静观其态，而后渐知江湖之“坏”、之“浑”、之“乱”、之“巧”、之“繁”、之“隐”，最终“是可忍孰不可忍”，彻底爆发。像他这样的“他者”并不仅仅独他一人，八十年代去国者大有人在，巧就巧在八零年代和九零年代相交之际，他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冷眼旁观，毫发无伤，并一直事不关己地“他者”到本世纪，才姗姗归来。谈不上什么祖国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回来了，却也所得其时。在二十年前，我们业已“死去”了一次机会，历史的机遇是如何残忍地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我们目今还无法探知。弹指一挥间，二十年过去了，丹青先生仿佛是在以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方式——前几年离开清华，痛斥中国的外语教育，从批判教育入手，撸起袖子，朝坚硬的多数派出拳——来为二十年之后的当下探索一番多数派都能接受的新批判方式，同时为二十年甚至六十年做一个“总结”。

是的，丹青很矛盾：如何既能起到作用，又能不至于使人“厌恶”。丹青总自谦自己的言论没有用，但至少对于我有用，激发了我超越他，用更为锋利、更为巧妙的方式来批评。

现在看来，从他置身二十年前事件之外的硬条件，到本世纪“退步”回归祖国，丹青就注定要成为一个“反对”者。他的经历，他的真诚，他能不反对吗？但他不是一个“疯狂”的反对主义者，他没有像1976年之前的“反革命分子”那样疯狂地向党进攻。他是有勇有谋地反对：不轻不重地挠挠那些多数派的胳肢窝，故意挠，调皮地挠，挠得他们痒却笑不出来。

不管获得利益的途径何如，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丹青走的比好多大小既得利益者要远，仅此一点，善莫大焉，堪为楷模。诚如他本人所谓：当年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有他们才能担当推动社会、改造历史的重任。丹青懂得既得利益者要对弱势人群均摊利益，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趋于健康。我能感觉到，他是在告诫目今形形色色的社会精英，要懂得与别人共享利益。不过，千万不要狭隘地理解这种共享，并不是杀富济穷的颟顸，也不是孟尝君广养天下之士的邀取名声，而是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以身作则，用中国的人文传统和西方的绅士精神来文化我们粗糙的心灵，使我们成为文雅的人、文艺的人、外秀内刚的人，使我们唤回那失去多年但本身属于我们的教养，像孔孟老庄那样，浩然正气，真诚地立于人间。

同为沪上文化界名人的陈逸飞与余秋雨，对于陈丹青来说，是可资比较的。陈逸飞与陈丹青一样，都是画画出身。逸飞的爱好也远超出小镇“周庄”，什么时尚界、电影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最后被一部不好也不坏的电影给活活累死，却没有以自己的经验对美术学院的孩子和文艺青年告诫点什么。我常幻想，逸飞先生是应该和丹青感同身受，对当前的教育和文化放点什么厥词出来的呀。六七十年代，他们那样的朝气蓬发，英姿飒爽，一个大哥哥引着一个小弟弟，常在一块玩闹，虽然后来分道扬镳，互不往来，但到底是知根知底，同为当年沪上的绘画天才嘛。八十年代初，两人先后赴美，逸飞还得了一顶洋硕士帽。可惜呀，逸飞，以一个画家的视角来批判当下的物事人情，你是不屑于做呢，还是疏忽麻痹了。而丹青，你呢，以画家的身份“架起一座炮台”，向着坚硬的多数派开火，我们权当是你是为了深切缅怀陈逸飞——你逝去的艺术引路人和画友——而开火。炸死多少，就算是在逸飞的坟墓前献上了多少朵鲜花。多么牵强，活着的丹青，死去的逸飞想必都不会同意我这番没头没脑的荒谬之论。

而安然健在的余秋雨呢？九十年代，上海滩的文艺界，他和陈逸飞乃双子星座；在中国的文艺界，他俩是海上双葩。当是时，丹青还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躲在纽约上下城为数众多的画廊和博物馆里徘徊。余秋雨的专业和特长比丹青更靠近批判这一路数；余秋雨如果批判，他的视角要大不同于陈丹青，更有另一番风骨。可人家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和“名声”，爱那种“超级”历史大散文，无暇“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惨淡的现实。

从《文化苦旅》发迹以来，至今十余年了，余先是埋头苦写，后来扎根于电视媒体，名气愈来愈大，几近中国文化布道者的象征。可他，对当下的各种“天灾人祸”保持了沉默。多么有才华的克制呀。起初，我总臆想是不是秋雨的炮架子是“一双隐形的翅膀”，使得我等凡人看不见。可好景不长，丹青从清华离职横空出世之后，我就对余秋雨先生有更多无理的要求了：如果他要是能把自己的炮架子态度强硬地摆上阵，和丹青先生一南一北，一个文化学的角度，一个艺术的角度，立体交叉、遥相呼应，炸它个轰轰烈烈，不亦乐乎才好。即便他的威力不大，即便他俩的合力也不是无坚不摧，甚至是徒有其表，但总比丹青一个人战斗要强呀。我如此把这两位海上大家相互攀比，没有离间之嫌，也有捣蛋之虞。好在我是个晚生，大人不计小人过，这点“雅量”两位想必还是有的。

可惜了，余秋雨从一开始就不放炮，他自己在文革中的一摊子好事坏事，还等着他自己“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呢。包袱很重，即便他放了炮，也恐怕放不响。仅从此点上，我们就不能苛求余大师。

整个九十年代，手握超强（前无古人）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文化名流没有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没有像十年之后的丹青那样，亮出他们的文化利器（当然不是李云龙土包子之辈的 “亮剑”）。他们不是读着鲁迅“带血的匕首”长大，富于“斗争”的人吗？而我等后生是多么渴望他们这样的文化大碗能“亮剑”。整个九十年代呀，他们浪费了黄金十年，致使很多问题积重难返，恶劣、结构复杂、权益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动一发而牵全身、皇帝的新衣等等，都成为日常生活习惯了——孩子们一出生，就天才般地在学这些好东西；孩子们一懂事，就天才般地学会了这些好东西。整个黄金般的九十年代，文化名流带领着全国所有“有文化”的人一块明哲保身，分享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他们引进西方的萨特、毕加索，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等等，高谈阔论，唾沫横飞，同时（也是最后的“结论”）明哲保身，比古今中外任何文化人都深谙此道。

大家都是这样，不能苛求一两个人。至少又从这一点上说，我不能苛求余大师，也不能苛责陈逸飞。

那为什么又点到了二位的大名呢？谁叫我就固执地认为余秋雨和陈逸飞的复合体应该就是陈丹青。余秋雨是文化学者，陈逸飞是画家，而陈丹青是一个会画画的文化学者；他们三人都在沪上长大成人，深悉弄堂人情；他们三人都长着一副海上绅士的嘴脸。余秋雨和陈逸飞的复合体又恰恰不是陈丹青：九十年代，前两者没有做或不屑于做的事情，丹青在新世纪做了；前两者即便有炮架子，也是“隐形的翅膀”，而丹青赤手空拳，赫赫然粉墨登场。

是的，我等晚生需要的不是隐形的翅膀，是呐喊出来的、看得见的、招摇过市的翅膀。我等晚生是要栖窝于鹏翅之颠，扬帆于鲲鳍之上，借鲲鹏之力，“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那我们就只能苛求丹青了，谁叫他是陈丹青呢？我苛求其一如既往地反对。即便是《荒废集》里几篇有关奥运会的文章有被招安与收编的嫌疑，但我愿意一厢情愿地理解为丹青是在积蓄力量，为下一步更加猛烈的反对“厚积厚发”。

丹青，我们苛求你依旧嘻嘻然、愤愤然、谔谔然；苛求你依旧以一个画家的视角和嘴脸，以“美籍华人”的身份作为招架的武器，在我华夏，比那些所谓的正经批评家更幽默、更黑色、更锋利、更“呐喊”。

丹青，你看看，在这个时代，我等多么可怜，只能苛求你。丹青，你可别真的“荒废”了自己的天赋。

有的人，一开始就被收编了（同时还忙着收编别人），本谈不上“苛求”，谈了也是缘木求鱼；有的人，如丹青者，我们对他们苛求不断。有的人或许一出生，血管里流淌的就是体制的多数派之血；有的人，如丹青者，我们苛求他到死。

丹青爱谈鲁迅。他说正直的鲁迅精神消亡了，假的鲁迅精神却还在毒害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他说真的鲁迅并不是教科书式的、抑郁的鲁迅，更不是中小学语文课中“痛打落水狗”的鲁迅。那样的鲁迅太浅薄、太刻薄、太抽象、太脸谱化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鲁迅应该还包括他对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众多晚辈循循善诱而谈笑风生的鲁迅。

即便如此，丹青也无奈地认为，就算是一个片面的、抑郁的鲁迅，我们都还依然需要。甚至，目今，我们强烈需求的恰恰就是比经典教科书上更“冷”的鲁迅，而绝对不仅仅是提香的画和皮尔卡丹的“纨绔”。的确，中国需要一个“文艺复兴”。上世纪初，由胡适、鲁迅这帮人吵弄起来的新文化运动（虽然他们表面上玩的是对古典文化的阉割），即便在当年给了中国一个“文艺复兴”，但九十年倏忽而逝，都快一个世纪了，从北洋文武、到党国精英、再到党和人民、企业家与“物权法案”，我们曾面临了多少新问题，又正面临着多少新问题。一个超越“五四”的“文艺复兴”与更为崭新的“新文化运动”是难免的、势在必行的。可我们在当下的国内，看到的往往只是西方文艺复兴时的几个艺术家，如提香，介绍他的几幅画（丹青在这一点上还要努力，并不能仅局限于介绍几个画家和几幅画，要在我等文艺青年中形成强大的文艺力量呀）。我们也不能仅仅引进了西方时尚的“实物”就完了，如皮尔卡丹的服装。弄不好，极有可能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引进的是皮尔卡丹的服装，收获的却是纨绔子弟身上货真价实的“纨绔”。丹青要的是以时尚为幌子，让我们学着西方的样子，不管有用没用，文艺起来，批判起来，反对起来。但丹青同时又在时时刻刻以自己的写作态度和警言来告诫大众，要支持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传承之，保护之；换言之，他反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阉割。

丹青是想做鲁迅的，四不像的也好，浅薄版的也好，装模作样、隔靴搔痒的也好。

丹青觉得当下已然没有鲁迅，没有鲁迅式的批判利器。可这是工业化、甚至局部后工业化的中国，大家紧跟形势、得过且过、过得红红火火、和和谐谐、过成一个西方人津津乐道的“中国的世纪”，不是很好吗？

可丹青不答应，他喜欢多此一举。中国那么庞大的文联、作协、美协、音协，导演、演员、舞蹈、摄影、书法等等众多协会，里面的好多文化人士——称同志或多数派更贴切——都觉得多此一举。

丹青总提到鲁迅，但也忘不下胡适。和丹青一样，胡适在沪上呆过，也在美国、纽约闯荡过。绘画人的视角，使丹青在《荒废集》中选了一幅众人拥趸的胡适半身照。五十年代初，“笑容可掬”的胡适以及同样笑容可掬的一群“流亡”文化人，多有趣。空间上是他们流亡到台湾和西方，精神上和文化上是残留在大陆的另一批文化人在自己的祖国流亡，如陈寅恪之流。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决策层鞭胡崇鲁，丹青的青少年只能看鲁迅的书，日积月累，到目今，以鲁迅观当下之中国，批评、反对，可谓水到渠成；新中国后三十年，文化学术界开始冷鲁扬胡，渐成风气，愈演愈烈，丹青不盲从，依然挺鲁，但不反胡。与其说丹青是受了青少年时代“鲁迅精神”的洗脑，毋宁说他几十年冷眼旁观，从“我者”到“他者”，再回归到“我者”之后，欲整合胡适的雅量与鲁迅的批判于一体，打造一条在目下行之有效的文艺批判之路。君不见他在《退步集》中鲁迅般狂飙的文章标题（大意是）：我们一个世纪以来人文领域天灾人祸的总报应？君亦见他对胡适的“笑容可掬”念兹在兹。君不见这样骇人听闻的文章标题比起当下人文艺术及其教育的现状来说，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和小儿科吗？君亦见他总是嘻嘻然、玩世不恭和胡适般的“容忍”与对决策层耐心的劝说。

的确，多少具有点讽刺意味和令人沮丧，丹青做不了一个“完整的鲁迅”，这与他的初衷相逆。而且恰恰相反。首先，我个人妄断，在欲想做传统文化的“遗老”方面，与鲁迅相比，他更似胡适，但绝不能说似辜鸿铭，那人属于“春梦级”遗老，丹青也做春梦，但醒来之后还是主动地、龇牙咧嘴地面对现实。

其次，不看内里，光从外在的气质来看，我有一个不恰当却呼之欲出的说法：他只能做胡适之——他这样的老帅哥，太文雅，太文艺腔，太奶油“老”生，像一棵从“山中带来的兰花草”，大有胡适之遗韵。

再次，丹青深深地缅怀仅在港澳台等华人中还残存的一些绅士，并渴望成为一个绅士。同时，从绘画的角度，他十分看重“影像”对认识历史内容的重大意义及影像是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鲁迅的照片过于冷峭，他为人与为文的形象，在我等八零年代生人的脑海中概念化地定格为冷峻与刻薄，这就不那么绅士了，虽然丹青也屡次通过他常年读鲁迅的经验告诉我们，鲁迅也很绅士。与此相对的就是胡适那一路的了，丹青要的绅士只能是胡适的样子。这一点，丹青未说破，不知是故意的，还是自我陷入鲁迅太久太多。

再次，丹青不像鲁迅那样，总为学历和出身等问题耿耿于怀，自绝于欧美留洋派。丹青虽无博士头衔，但也算高学历，又在纽约呆过，胡博士应该瞧得上眼。

不管丹青能不能成功地融鲁迅与胡适于一体，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丹青如果做了鲁迅，目下的中国谁又堪比胡适呢？没有人，逸飞死了，王小波也英年早逝，余秋雨不干，余杰与余华肉太嫩、“我者”与“他者”的历史都不够老辣，王朔太顽皮，梁文道隐藏在港岛一隅“发号施令”，其他人和秋雨一样，犬儒着，甚至比余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办法，找不到一个“对立”的人，甚至连意淫一下当代“胡鲁之争”的一对人都找不到。那我们就只能让丹青一肩挑了，事实上，他也是一肩挑的。很多时候，真替他孤掌难鸣。

无可奈何，我们还是那样一如既往，强人所难，苛求他既能够有鲁迅的批判，也能有胡适的容忍。这够奢侈的，就是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代，有一个单独的鲁迅，一个单独的胡适，就非常幸运了。不过，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物，目今的中国，多轰轰烈烈，像导演界有张艺谋和陈凯歌，主持界有周涛和董卿，文学界有郭敬明和韩寒。等等。他们之间的对比当然不能上升到胡适与鲁迅的观念之争，也无力与胡适、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相提并论。但，总有貌似对立的人和貌似对立的话题等着我们，只是文化艺术批判上连这样貌似对立的人物和话题都显得多余和自作多情。那就让丹青自作多情吧。

丹青喜用对话体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是一种写作方式，古代世界，从东方的孔子门人到西方的先哲，对话体具有悠久的世界历史。对话体是一种最古老、最朴素、最真诚、却最人性、最具深度、最能闪耀思想火花的文体。它好比鲁迅的杂文、王小波的“时代”小说，总是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和坚硬的多数派，丹青喜欢并常用，太自然不过了。

二十世纪中叶以降，美国的大学专门成立“口述历史”机构，用录音机录制二十世纪中国名人的访谈，然后加以整理，作为其“口述自传”和回忆录，“以身试法”的有胡适、李宗仁和顾维钧等人。据以访问者的身份执行这项工作的台湾学者唐德刚回忆，这种方式使创造历史的受访者有了一个较为轻松的突破口，使其能够直抒胸臆。同时受访者受到某种对话情境的蛊惑而大胆放肆，趋于一种忠实于“内心的真实”——这样真实并非完全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存在与否，也是个问题）——但从人类利己的本能上来说，其真实效果已达极致。丹青有没有受这种“口述历史”或“口述自传”的影响，不可妄断。就我读他的经验来看，他的文章中好像并未提到过。毕竟不同，胡、李、顾等伟人的口述历史要更多涉及到国家统治层面和诸如“革命与反革命”之类的沉重话题，而丹青的对话体具有娱乐时代的电视节目的味道。可是，重要的是，毕竟又相同，一种“口述历史与口述自传的精神”在他的对话体中涌动与激荡。而且，他的包袱比前述历史巨人要轻的多，又使他更狂妄、更无理取闹、更狡诈些许。他是娱乐时代口述历史精神不自觉的传承者，另类的，却又恰到好处，击到痛处。

丹青的对话体宛如“文化人”的电视访谈录。在对话中，他机智、自嘲、反讽、以退为攻、以笑为骂、故弄玄虚，把白话汉语的张力发挥到一个令当代人触目惊心的高度（如果白话汉语还存在张力的话）。他曾说，一问一答的形式最能让他有表达的欲望，使他可以进入思维与表达的状态中。如果有机会，我愿步唐德刚先生之后尘，也以对话的方式记录几个名人的声音，丹青当然是首选人。

也许，归根到底，对话体使他感受到了自由。

美国电影《本能》的导演，荷兰裔人范霍文是一名数学博士，却选择了电影行业，他说拍电影让有了自由的感觉。我想，丹青选择对话体也是有了某些或全部的自由感觉。我如是解读，同样有了自由的感觉。

目下多数写作者认为对话体不成系统，难以表达高深宏大、精致美仑的理论或情怀，是古野、幼稚的文体。丹青却想要用它打造一个文体和思维表达的圣殿。他很顽固地使用这种文体。他是有意为之的，继承中外千年圣贤之衣钵和现代西方口述历史观念之精华，返璞归真，使写作的动机和思想犹如赤子，使千年天籁之风骚，生生不息，风流飘逸。

与其说是丹青选择了对话体，毋宁说是对话体因陈丹青而返老还童，他乡吐穗。

他这样做，除了对话体自身便于真诚地表达之外，还有就是想借这种真诚，推而广之，以大无畏的真诚，普照我们的人生，揭露五味杂陈的文艺界。

我们不知道他的企图是否能得逞。也许如他所说，他毫无企图，全凭一时性起，自然为之。正如有人说他是在捣乱，杞人忧天一样，丹青也自嘲批评的无力和无聊，但他还是一路大放厥词。

所有的一切都逃不过语言，丹青的语言既在暗示文言文的典雅和味道，又在极力排斥《读书》杂志之流的文法。

近岁来，诸如在学界饱受诟病的“《读书》体”之类语言，丹青屡次叫骂，还真有点“痛打落水狗”的架势，他虽未点《读书》之名。读那样的语言，只是在培养人类阅读的耐性。我也久不读也。他很疑惑，为何艺术生拿学位要写那些自己都不懂的论文，当然除了艺术理论和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我要说，岂止艺术生，几乎所有文科学生都要写像模像样的“鸿篇巨制”。我不知当初他在中央美院“读研”时，写过类似于我辈文科生那样的毕业论文没有。我是有深刻体会的，当年挖空心事写硕士论文，光格式就花了一半略多的精力和时间，那些圆圈注释，尤是人类语言文字最大的败笔。对比一下，《读书》杂志至少还没有出现过多的注释，否则杂志社真离倒闭不远了。

当下，根本不读书的文科研究生——其比例超过所有文科研究生的半数——就连“败笔”都省了，全在图书馆和互联网上狂抄（我的一个学弟在定稿的硕士论文中居然出现了网络上的一些符号字眼，导师却力挺他通过了答辩）。是福是祸？我宁可信其为福，只是这样的“福”来的太荒诞。丹青认为，对于很多搞文艺的人来说，经典式的论文就是他（她）的死敌。所以，对那些读了几本书，而只一心钻营“经典论文”的文科生，丹青会劝其不要读书了；对那些根本不读书，却编造论文的文科生，他恐怕反而要说声好样的，反正也是不读书。只是他不会觉得荒诞，比比皆是的中国式的荒诞，他以调侃的语言悉数枚举过。

像我等这般读了几本书，又不想写大论文，只想写点小文章的家伙，丹青应该不唾弃吧。

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争论早在九十年前就定论了，可他怀恋“半文半白”及其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绅士。缅怀死去九十年的文言文，文化界和知识界早已蠢动，不独丹青一人。就我的阅读经验来看，丹青较为高明和随意。白话文的通行是踩在文言文的尸体上行进的，目下缅怀文言文却当然不能以白话文的死去为目标，毕竟信息大爆炸时代的语言更是文言文所无法承载的。所以，丹青的努力就好比叶兆言的小说标题 “不坏那么多，只坏一点点”一样，是的，只要比死装正经的白话文“坏”一点，比行政腔“坏”一点，比“山呼万岁”的语言“坏”一点就行了，夫复何求！

可我辈是正统的白话文、简体字的传人呀：我们都不知道繁体字长的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小时候，教科书上有几篇简体字的文言文，是为了应付考试；我们写的优秀白话文要有一个开头，一个“中心思想”，一个积极向上的“结论”。丹青，你要我们怎么办？

张铁林在暨南大学做了艺术学院的院长之后，对应聘的老师及报考的学生有一个要求：手写汉字写的怎么样。“皇阿玛”要求他的学生和属下给他留条的时候，最好是手写，用软笔手写更佳。早年在李翰祥的电影《垂帘听政》里饰演过恭亲王“鬼子六”的张院长，也曾在英伦读过硕士，对毛笔字却情有独钟。在武汉读研时，我陪弟弟去广东找工作，顺手还带上自己的几幅字画和一个剧本，想在广州给张院长看看，恬不知耻，想在他麾下做个老师。可他人不在广州，是接电话的办公室小姐说的。作罢。

我人轻不名，就希冀于丹青能与张院长切磋切磋。也期望张院长不要再隐了，站出来，或多或少，说两句，我们那么喜欢你皇阿玛，你在清代都那么的现代、民主和可爱，你可不能辜负我等“粉丝”——文艺青年要做你的真正粉丝——就像对丹青那样的。

到那时，丹青和铁林，一个在京城，一个在羊城，就毛笔字、高考作文（九十年代末，作家王蒙曾说他做当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未及格）、艺术生的外语考试等等，通过电视和杂志聊一聊，争一争，骂一骂，就像当年的京派与海派。太不准确的比喻了：当年的海派是在上海，而不是广州；现在的丹青是上海人，本不是北京人，也没多少京味，骨子里透露的还是海上人家的浮华。连比喻都那么牵强，可见妄想之甚。那帮老家伙们在民国正壮年之时，再怎样的牵强和不伦不类都是正常的；而目今，在我茁壮长大的大时代——极有可能是外人所谓的中国的世纪——看似正常的事情都是牵强和不伦不类的。

是时代太荒唐还是我们太弱智，狡猾又可爱的陈丹青，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