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先生喜欢民国范儿，这是无争的事实。作为资深愤青，陈丹青先生的文字，谁又敢否认其意图的直指呢？最近，陈丹青先生抛出观点：“我要说一句，民国人没有得到的理想应该说实现了，因为民国无非想做两件事情，一是强国，一是立人。强国这件事情上，民国看到共和国，那是羞愧难言，比卫星、比核武器，没法比，可是在立人这一快，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都是奴才，但我本人是资深奴才，这是民国人完全看不懂的东西。”
对此，我想，这也得说说时下对民国史的研究和解读的不健康习气。民国时代，大师迭起，思想纷呈，因为政府是一个弱势的独裁党而导致民间的自由度更为阔大，当然，也因为底层空间在时下被压缩，无论是学者还是公民，都不经意间将时下与民国对比，而将民国不断神话与推崇。或许由于时下的语境和民国的风流之间的对比，或因对话语权利、生活方式的向往，导致大家对民国的解读有一种不健康的习气：今天的读书界，往往仅仅津津乐道于几位民国范儿，而忽视民国底层人的真实境遇。首先，对于趣味化的阅读，本身就是一种误读；再者，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有意识地去淡化当年真实的历史情境，而一味地将民国历史放在自己设定的意识形态去叙述与解读，甚至针尖对麦芒般地去对抗当下。当然，出于某种境遇之下的目的，我们无从去要求别人如何，但是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波普尔说，历史本身没有意义。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对历史的解读和看法，使我们自身将自己的偏见，在无意识间就强加在历史之上。
对于民国范儿，包括笔者在内的我们一般都给予极高的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为中华文化的最后一批守望者。对于他们的水准，我们也不能否认与抹杀。在当下看来，民国范儿们的学术功底相当了得，简直成了最后的守墓人。但是，我们从民国范儿们自己的日记或者对话中，也同样可以看出，当时的那些民国范儿们也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知识分子看不起，也提出当时民国范儿们的知识水准不如前代。就如章太炎所言：我死了，中华文化亡矣。这句话的内涵，一是自诩他自己的文化水平很高，一是对时下那些民国范儿们的文化水准失望。这就告诉我们，一代不如一代的观点，并非仅在当下才有。每一个朝代的文化人，都对自身所处的文化不满意，都大呼文化没落。民国时期，自愧不如前人者，相信不在少数。这种厚古薄今的观点早已不是什么需要考证的常识了。当然，也有民国范儿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民国范儿很为赞赏，如被神化的陈寅恪先生就对许地山的宗教研究很为“心服”、“自愧”：“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放之当代，也有同样的“学人相重”存在吧？再者，陈寅恪先生自己也曾感觉不如前辈。
再者，民国之前与民国时期，本身就属于动荡时代。很多国外的先进文化尚未引入国内，胡适之类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正如林毓生所说，不过是把西方小学课本上的常识搬运到中国而已。胡适成为大师，其自身的聪慧，笔者自当不敢否认，然更重要的，乃时势使然矣。而如今，早已不像清朝般闭关锁国、自诩天朝，从晚清至今，我们向西方学习了已愈百年的长远征途，当代知识分子的西学水准，未必不及民国范儿们。在此，妄自菲薄的程度早已超乎大家自我之感觉。厚古薄今，已非当代所有，如前文所言，早已不是什么需要考证的常识了。民国范儿们，最重要的贡献，其实在于做了一回搬运工，将一种先进的文化带到一无所知的“文盲”面前。而费孝通也曾对朱学勤说过，他比不欣赏二三十年代出生的那批学人。费孝通先生对民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我对这个队伍看不大起，但也没有垮，那时还有顾颉刚在。真的像顾颉刚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多了，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同现代的知识分子差不多，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费孝通认为，很多人是在国外没有学到真本领而混不下去，才回到国内来骗人的，正如当下的“海龟”一样。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认同费孝通先生的言论，但是我们也多少应该有点儿重新审视的想法。试想，很多在国内称为鼻祖、老祖宗的民国范儿，他们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开风气、成大师，很大程度上源于民国之前，如自然科学等地带尚处空白。他们的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代知识人所重新认识，很多错讹的观点也被现代知识人所推翻。当然，笔者也并非对时代的弄潮儿指手画脚，仅仅陈述一种敝帚自珍的观点。
对民国来说，除了大批的大师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对民国所赐予的自由、民主有很大的感触。但是王奇生先生，也推翻了这一观点。王奇生认为，但是得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的独裁党”，并非给予完全的自由让知识分子口若悬河、放任其言，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约束。即使有特务实行暗杀手段，但是另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却如胡适般，扮演了蒋介石“拉衣角”的角色。他们表面如于建嵘先生那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进行口诛笔伐，扮演政府的批评者，然实则靠政府养活，安全，且又舒服。而民主党的参政议政，基本上是国民党政府的摆设，他们是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位置，而非如我们今日所看到的那么牛逼。我们观察民国史，很大程度上是从民国出版物上着手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很不靠谱的一种研究手段。后世研究时下的历史，也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时代周报》上看出些许赞赏之光的。当然，这并非笔者去歌颂时下的政府，做政府的走狗。从以往的历史来看，每个朝代都有一些范儿们被当做时代的英雄而被放大。如束星北的学术地位，被许良英所否认，而非如《束星北档案》所言。我敢言，对束星北地位的过分渲染，很多程度上，是策划者为了某种目的而作为出发点的。在一媒体朋友处得知，杭州某学者就曾对其说过，束星北的地位是为何被放大的。据称，是策划者为了在科学界树立一个与史学界的陈寅恪般的神话人物，以对抗当下。这种历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灌输三聚氰胺的做法。做历史，无非以史为鉴，然非得以自己的境遇而用昔日历史来对抗时下政府吗？目的不干净，手段也绝不可能干净，历史也不可能接近真实。
还有，对于台湾的“中华民国”，其基础其实是日据时代打下的，和日据时代隔海相望的大陆民国，并无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时下的一些学者或读者，却出于对政权的不满和自身一厢情愿的憧憬，将台湾的“中华民国”划归蒋介石旗下。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存在，无非是台湾有着温情的传统延续，让国人的认同感增进一层。类似如此的观点之总量，远非我们所能目测。
我想，这也跟我们的历史叙事有关。截至目前，中国历史从头到尾都是以知识分子和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叙事方法，彻头彻尾皆为宏大叙事的高头大章，而忽视弱势群体的底层人民的推动作用。这种精英史观，很大程度上就冷漠了底层人民的看法与感受，使得历史被模糊化，历史的真相被掩埋。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自古以来，文化的传承，似乎都被认为是那些巨擘旗手之事业，而忘却底层人民的文化传承。如果没有那些底层人民对子女的教育，仅仅靠当时几位旗手能够赓续的话，这就高估了知识分子的能耐了。文化的传承如野火，没有“离离原上草”，何谈地火不息？相对于知识分子的话语，底层的社会个体更能代表一个时代。张爱玲就曾说：“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旗手巨擘们往往会处于一己之私，隐藏观点与看法，如胡适的日记、曾国藩日记，直言是写给后人看的。既然是写给后人看，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进行了自我审查，文字所传递的信息也不能确信之。知识分子本身就顾忌多多，他们笔下的文字，多少都掺有不真实的态度在的。再经过后世知识分子的以讹传讹，谁又能确信自己笔下的一定准确无误呢？历史主线提供的背景，往往对庶民的情感充斥着漠视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存在，除了对知识分子研究历史有着一定的障碍之外，还為胜利者撰写神话提供良好的契机。而民众的脸色却是更为丰富，民众的情感也更为丰满，他们的喜怒哀乐，正因为不需要被历史记录，欲喜则喜，欲怒则怒，欲哀则哀，欲乐则乐，才显得真实不做作。而这些，也正是历史书籍所真正缺乏的。底层民众所做的、所听的、所写的、所闻的、所表现的、所体验的，虽然不曾波澜壮阔，然才是真正的历史情境。只有将精英史观所记录的与底层民众所感受的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趋近历史的心灵，才能更为精准地去研究历史。
还有一个历史研究问题是，学者们研究历史喜欢针对时下而下笔。这种历史研究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方式。如大家所知的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在带有某种不纯净的目的的研究之下，理智往往被偏见所掩盖，历史的真实也被慢慢地趋向他处。甚至，有些学者为了达到某种对抗目的，对史实进行删改或断章取义，以成己用。这，无非是历史研究的偏见与私心，造就的，无非是历史的模糊与歧向，如果将话语说重一些，就是对历史的背叛。试想，一位历史学者，对历史都进行背叛，还有什么历史可以相信呢？
最近读陈柔缙女士的《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一书，光是书名便足以引起笔者的阅读欲望。此书不去描述日据时代的移民垦殖、政经发展等宏大问题，而是将笔墨放在每一位普通的民众身上，在烟草公司干活的女工、去百花大楼看电梯小姐的小伙儿、跳江自杀的殉情恋人等都是作者所书写的。这样的笔墨，让笔者读来，更具历史的真实感，更让笔者重新认识了以往的历史书写。作者放弃了精英史观，而着墨于底层的社会个体，让底层个体告诉读者，日据时代的台湾，是怎样的一番世态与民情。波普尔说，社会个体更值得被历史书写。我们的历史专家们，是否也可以在撰写高头大章之余，将精英史观歇歇，让社会个体的历史飞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