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读书，自古以来目的是极其伟大的，即“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做官求富贵。出仕后才能成为君子，这是至圣先师孔子的明训。于是，既读圣贤书，自然要恭听圣贤话了，中国的读书人从来都很乖。到了东汉末年，君子的标准却发生了变化，因为出了位经天纬地之才的孔明，就是诸葛亮。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君子要“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只可惜，纵观这位活神仙的平生，从初出茅庐的火烧新野，到后来的六出祁山、出将入相，却既不淡泊，更不宁静。其“助刘灭曹”以小伐大的激情死而后已，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不幸的是，“命之所定，人不得而强之。”纵然孔明能够神机妙算呼风唤雨，依然无法阻挡大江东去，他的鞠躬尽瘁只不过拼得一时的割据一方，最终还是曹魏作为中华正统，及至三国归晋，四海升平。
诸葛孔明的神话人生，应该从“三顾茅庐”说起。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打着皇裔旗号的刘备屯兵新野，虽然他自称“孝景皇帝阁下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引得一些士民归附，又以江湖义气哄得关、张、赵云等万人敌的侠客为猛将，但缺少谋士辅佐，因此已四十六岁的刘皇叔还是过的流寇生涯。后来，刘备幸遇善于识才的水镜先生司马徽，从他那里得知隐居此地的诸葛亮有姜尚、张良之才，他的临时军师徐庶则说：“此人乃绝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驾见之。若此人肯相辅佐，何愁天下不定乎！”于是，思贤若渴的刘备带上关羽、张飞，到襄阳城西二十里的卧龙冈请诸葛亮出山。第一次，因其外出云游，只在返回的路上遇到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第二次，刘备“正欲使孔明知殷勤之意”，冒雪登门，又没见到，只见了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和弟弟诸葛均等。第三次刘备更加虔诚，他“选择吉期，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卧龙冈谒孔明。”不料又逢他睡了大觉，刘备拱立阶下等了半天，这位春眠高卧的卧龙先生才悠悠醒来，终于得以相见。刘备的一片诚心和天才的政治表演感动了诸葛亮，他认定遇到了明主，可以为之效劳，于是隆中献策三分天下，正式出山“助刘灭曹”。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将这段故事写得确实精彩，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并非凭空杜撰，是在《三国志》的史实上添枝加叶而已。然而，鱼豢在《魏略》中的记载却让卧龙出山失色不少。据说，当时刘备寄于荆州牧刘表的门下，屯兵于樊城，惶惶不可终日。诸葛亮知道方定河北的曹操不会满足于尺寸之功，一定会迅速统兵南下，荆州将腹背受敌。然而这里的大当家刘表却是好于坐谈清议而已，又不懂兵战，一旦曹军大举进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于是，诸葛亮打定主意北行去拜见刘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等到客人们全部散去，刘备仍不理会坐冷板凳的诸葛亮，只顾编织手中的髦牛尾巴。诸葛亮当然不会甘受冷落，他起身直陈，并且出语惊人，既为刘备分析了当前岌岌可危的形势，又提出了“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的拒敌之策。刘备闻言自然是肃然起敬了，“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当即接纳了这位找上门来的年轻军师。
《魏略》是正史，《三国志》也是正史，敦是敦非难以定论。而若抛开这些记载，从当时两人的各自背景来看，三顾茅庐卧龙出山也许是一种必然。首先，从刘备当时的处境看，他是极其狼狈的。自从在家乡起兵后征战多年，也打了些胜仗，加上那块刘皇叔的金字招牌，使他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地位，连曹操也说他是英雄，但这时的刘备还是势单力薄，没有一块长远立足的地盘，不得不东依西附寄人篱下，甚至差点被蔡瑁等人害死。荆州名士司马徽认为他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缺乏谋士相助，并告诉他“得卧龙可安天下”，徐庶则直接郑重推荐了“经天纬地之才”的诸葛亮，这样的救星人物当然值得三顾求贤了。而从诸葛亮的情况看，他虽然年纪轻轻，却学识非凡，更重要的是他在荆襄地区是有势力的。其叔父诸葛玄与荆州牧刘表过从甚密，诸葛亮也以过人的才华结识了徐庶、庞德公等上流人物。他还用政治联姻的方法，把妹妹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而在这之前，他的姐姐早已嫁给了荆州首富蒯氏。此外，他的岳父黄承彦既是荆州豪强蔡瑁的姐夫，又与荆州之主刘表联襟。这些庞大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上他本人的满腹韬略，使他具有非同小可的份量。以刘备之深沉老到，莫说三顾，即便十顾八顾也是志在必得。而诸葛亮胸怀大志，终生进取，他之所以躬耕于南阳，决非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他的“非梧不栖，非主不依”是一种原则，也是一种无奈，因为当时曹操、孙权谋士成群，刘表等人又难成大器，都不能选择他们。刘备虽没有曹、孙两家的实力，但他是名儒卢植的弟子，又是仁声素著的堂堂皇叔，且有一支多位名世虎将率领的军马，已是声望日隆，可成大事，正好一展平生抱负。如此这般，诸葛亮终于施施然走下了卧龙冈。
从此，曹操的统一大业多了一份坎坷，博望坡一把火烧得曹军尸横遍野，刘备的命运却在火光映照下苦尽甘来。神机妙算的诸葛亮端坐在小车上，轻摇着鹅毛扇，潇洒地指挥着刘备军马借荆州、夺西川、取汉中，最终把贩履织席的刘备托到了皇帝宝座上，果然不负水镜先生的预言。而刘备的三顾茅庐换来了如此巨额的回报，确实表现出了他的生意人出身精于算计的一面吧。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蜀汉政权的建立和维持，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而这一切，作为首辅的诸葛亮都难辞其咎。仅以刘备伐吴的夷陵之战为例来说，《刘晔传》注引《傅子》曰：“权将陆议(陆逊本名议)打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而发此倾国之兵所带的粮草物资，对于只有一州之地的蜀国来说更无疑是非常可观的数目。之后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以及他的后继者姜维九伐中原，损耗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对仅占天下一州，仅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的蜀国来说，不啻是异常沉重的负担。当时，蜀国的地盘最小，人口最少，官吏却最多官民比例最大，由于长年的兵连祸结，百姓徭役赋税也最重，应该说蜀国人民是最倒霉的吧。诸葛亮或许确实只为报知遇之恩，或许他是要验证兵法韬略的高妙，亦或许出于读书人要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情结，反正他是拼命地打理着刘备家的江山，却将蜀国人民引入无休无止的苦难。
曹丞相在《短歌行》里唱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一生都在积极而真诚地招贤纳士，却与诸葛亮这样罕见的王佐奇才无缘，命运反而让其成为自己最头痛的敌人，成为征伐路上最硬的一块绊脚石；孟德曾有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言为心声，阿瞒的内心应该是痛苦悲悯的，想早日结束群雄混战生灵涂炭的局面。可是，诸葛亮带领蜀汉军马一次次踏碎了他一统天下的美梦。如果没有诸葛亮，荆州之地或许早在建安十二年左右就归曹操所有，刘备之流要么城破人亡，要么做降卒，要么继续流寇生涯，决难成为影响天下统一的坚强阻碍。而既然“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既没，余皆不足虑也。至于江东独木难支，孙权是个聪明人，结果可想而知。然而世间没有如果，有的只是三国纷争，并且轰轰烈烈。
诸葛亮早在江东舌战群儒时就说：“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他确实成了名垂千古的贤臣和良相，却独独没做到“泽及当时”，反倒好像有些为祸人间。只是，“从古知兵非好战”，武侯祠里对联中的这半句话，似乎道出了他的无奈。读圣贤书的诸葛亮决不会有喜欢看死人的雅好，只是要“以国士报人”，要“学以致用”，更要“治国平天下”而已，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谢希夷的《琴论》则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由此观之，诸葛亮是个才情卓绝的大才子，而这类人多数逃不脱内心某种情结的束缚，行事便总受其左右罢。所以，他一定要报知遇之恩更想不负平生所学，自然要发扬儒家传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却不料竟成为天下一统的拦路虎，延误了太平到来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