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看来，富贵加身而锦衣玉食是士君子的重要标志吧，而道家则不同。这种不同在庄子身上尤为明显，当楚王派使者礼聘他时，他说了句千古名言：“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这种宁愿“泥中自在”的态度，正是标准的道家风范。

庄子是崇尚淡泊的，但到了魏晋时期，却变得香火鼎盛起来，因为那时的士人们喝酒、吃药之外，纷纷空谈老庄，作为名士风度亦为仕晋之道吧，而风度之最者便是“竹林七贤”了。“竹林七贤”是名士中的名士，但他们是人不是神，既改变不了五胡乱华，也阻止不了宗室之争，唯有悲叹，唯有恐惧，绝望中只好放浪形骸，去酒乡中避难。虽然也可说是一种无奈，但他们为官总是严重渎职，误国误民。

“竹林七贤”中做官最大的，应该是王戎，他位列三公，做过尚书令，可他却难以“贤”始“贤”终。当初，他父亲王浑死后，故吏赠钱百万，王戎辞而不受，由此显名。钟会评之：“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太康三年（282年）王戎被征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以十丈细布贿赂王戎，王戎虽然没有接受，但写信感谢刘肇，为司隶校尉刘毅弹劾。尽管晋武帝为王戎开脱道：“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然而王戎从此为清议所鄙。再后来，他身为宰相。却并不把天下大事放在眼里，“与时浮沉，无所匡救。”他把政事委托给僚属，自己轻身外出游逛，虽然位尊人贵，却总是独自出行。巡视田园地产时，以手巾插腰，也不带随从。因此，史载王戎“性简要，不治仪望，自遇甚薄，而产业过丰，论者以为台辅之望不重。”

《世说新语》记载俭啬一篇共有九条，竟有四条记王戎事。《晋书》谓王戎“性好利”，多置园田水碓，聚敛无已，富甲京城。王戎早年在荆州刺史任上就曾私派部下修建园宅，因此被免官，后来出钱赎回。据说王戎经常与夫人手执象牙筹计算财产，日夜不辍；同时他又十分吝啬。家中有棵很好的李树，王戎欲拿李子去卖，又怕别人得到种子，就事先把李子的果核钻破；他的女儿嫁给裴頠时，向王戎借了数万钱，很久没有归还。女儿回来省亲时，王戎神色不悦，直到把钱还清才高兴起来；王戎的侄子要成婚，他只送了一件单衣，完婚后又讨回。仅此几端，即可见其为人贪吝之至。时人谓王戎为“膏肓之疾”。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王戎避祸于乱世的“自晦”之举。东晋人戴逵评论道：“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敦是敦非，难以定论，但无论如何不能以清廉视之吧。

其实，王戎那个时代的士人是很难清廉的，因为名士风度须得喝酒和吃药，那些由五种矿石调制而成的“五石散”，不惟费时费力，当然更费钱财，至于所费之来源，恐非清白俸禄那么简单。只是，世风奢侈，大家只好“未能免俗”了吧。

当然，再混浊的世界也总有人出污泥而不染，《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两个故事：“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

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裈邪？’范笑而受之。”这里，前者周镇远行的工具只是一条小破船，遇上风雨就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因此王导感慨于他的清廉，当即再次启用了他；后则中的范直连友人的馈赠也拒不接受，直到友人说不能让老婆没有裤子穿的时候，才笑着接过从车上扯下来的二丈布。他的风范，比起那些或荒唐、或浮华的名士风度来，让人心酸，却更令人敬仰。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但魏晋士人们在酒和药的麻醉下，是迷失了本心的，他们一方面放纵自身，想超凡脱俗；一方面忙求品评，汲汲于富贵。这样，只有更矛盾、更痛苦，也就永远无法真正地超脱，